解密:清朝皇帝雍正登基的悲哀与乾隆继位的无奈
同样是排行老四,雍正与乾隆这对父子各自的承继手续,却在人们心中,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幸运的乾隆,在乃父登基后,备受重用,不少学人认为他是康熙理想的异代继承者,父凭子贵,造出胤禛掉包陈家幼儿取宠的小说情节。
回顾历史,年轻的胤禛身为皇子时,在整肃吏治、强化赋税等治政理财方面,显示了气概非凡、作风干练的本色。如此能耐,虽非领军征战那般不计生死,但在朋党坐大、封建对抗的时代,也是极为艰险、惨酷。一国之主,当需有清醒果敢的心思和沉稳宽广的情怀,以应对内忧外患。
史家们质疑雍正王朝的一切合法性,就连当时底层文人也表现了极强的大胆猜测行为。历史上的吕留良及曾静案,《大义觉迷录》的形成、发展与禁毁过程,便成为了一个显眼且引人入胜的话题。
这般情形,不仅激发了不少小知识分子的坚守忠贞,而且刺激了一些反清复明行动,或如陈近南组织天地会厮守,或如石涵公、朱耷等出家为僧潦倒度日,或如王夫之苦居瑶峒四十余载,或如吕留良对永历小政权尊崇至极,将清廷康熙年号而毫不避讳称呼。这一系列事件,对于那些追求前朝和汉族传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来源。
张熙被拿获,其刑逼将曾静等人的异动情形,一字一句地向雍正揭露出来,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宫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多方深察、殚精竭虑才能解决问题,而岳钟琪、高斌初等地方官员,则通过不断汇报近况,并请求最高指示来确保此事得到妥善处理。此次悖逆事件,在湖南地区尤其严峻,被视为主战场。王国栋、高斌初制定计划并分配责任,全力以赴围剿,最终抓捕并押送京城审问曾静及其家属。
经过多番审讯后,由于严刑讯问,再加上恐惧和心理压力,使得曾静供认了多位儒士涉嫌不满行为,并指定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同时还颂扬并礼赞康熙以及自己所处时期的事迹。这一切符合雍正在平息民心的手段。他虽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还得到了官职千两白银,但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让人不得而知是否出自宽仁还是另有深意?
这场由曾静发起但最终被彻底镇压下来的悖乱活动,对高层统治者和地方大员都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和恐慌,并牵连到许多无辜者的命运。不论传言如何,其中充满着说不尽的情感细腻与政治冷酷,他将父亲弟弟命名为“阿奇那”(猪)、“塞思黑”(狗),对于兄弟们实行圈禁政策,把曾经亲信隆科多及年羹尧先后送上了黄泉路……即便对于死心塌地效忠的人,如岳钟琪,也实现了一种残忍的手段。但他的悲哀也是雍正悲哀,因为他没有听从曾静进言反叛异族政权,也没有效仿前任年羹尧拥兵自重,而是在愚忠中落败身亡,他悲哀也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尽管《大义觉迷录》得到了成功发布,并提升了一些亲信官员的地位,却未能根除篡位夺嫡甚至弑父诛亲这些流言蜚语,更未能阻止天下百姓窥视宫廷斗争的心态。而这个融合民族文化消弭满汉对立初衷,被乾隆接替之后进行彻底改变。当他登基,便迅速命令诛杀曾静及其参与者,上演灭门劫难,并全国范围内禁止《大义觉迷录》的发行,这本书立刻成为民间秘藏珍品罕见物品之一。为什么在搜寻主犯及随从同时也拘禁无数不知情者之后,却又轻易开脱他们?为什么在乾隆即位开始,即违背父亲意愿,对他们执行一次血腥打击?前者编纂出版全境发行,而后者却急忙勒令销毁?面对文人这种需要用道理说服君王的心理需求,以及君王给予欢欣温柔慰藉或让士子感到恐慌感伤苍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答案呢?这就是历史中的一个矛盾谜团,也是文化发展中的奇特怪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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