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明朝士大夫集体堕落的现象曾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个朝代以其繁荣昌盛和文化艺术的高峰而著称，但到了晚期，却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士大夫们从一开始追求的是清廉自守和报国之志，而最终却陷入了贪腐、奢侈和无节制的情形。
明朝建立之初，士大夫们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坚持理学教育，对财富田产视若敝屣，最重气节名誉。在这种信仰支撑下，他们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保持团结，一致对外，这正是明朝能否兴衰的关键所在。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嘉靖年间以后，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时，这种传统信仰逐渐崩溃。
官员们开始买田置地、插手生意，以至于清廉自守成了笑话。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早年间，如果有清官辞官回家，乡邻都引以为荣。”但到了嘉靖年间，“清官”几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词。这段时间内，商贾在位，财货上流，使得金钱成为开路的一条路径。
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一度将风气稍作改善，但张居正过世后，由于万历皇帝亲政不上朝，大权便被牢牢掌握，只不过行政效率严重减缓。当年的严格监管也成为了浮云。这时候，即使追求清廉报国，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生活丰富多彩，而不是真正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
晚明末世时期更是如此，那些各个遇事唯唯诺诺，却捞好处绝不手软的人物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每天糊弄崇祯面前的大臣，每天把钱往家里搂，以至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就抄出七千多万两白银，是明朝前夜宫廷府库存银量的三百五十多倍。
此外，还有一种逆淘汰现象，在这段时间内特别显著。那就是党争。在万历亲政之后，因为怠政懒政，大臣之间倾轧失控，无论是晋身还是斗争，都变得比实干更为重要。因此，不仅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变成了过场，而且即使是在国家水深火热的时候，也有人精神抖擞骂得欢，不顾国家危亡，只要跟对派别就能晋升或保住位置。而那些实干型人物，如陈启新这样的悲愤上书者，则很容易受到排挤甚至迫害，最终无法发挥作用。这一切都是导致晚明士大夫集体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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