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了16年1月初，当时我作为平阳县农民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首任会长。在那段时间里，我在江南东谢一带、白沙以及全县成立了多个农民协会，每一个都会员都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我们的影响力很快就扩散开来，会员数量迅速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遇到了各种挑战。在4月上旬，一位名为吴醒玉的劣绅与我们发生冲突，他攻击了我们的组织。我不得不发动数千名会员集中到县城，并成功捉拿了吴醒玉，并将他交给县长监禁。此后，“四一二”反动事件发生，我们农民协会被迫解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战斗，我继续在各地开展工作。
10月的一天，我路过赤溪时，被追捕者击中腿部。我被平阳县政府以“领导盐民”罪名逮捕，并遭到了刑讯。尽管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我还是被关押了200天，最终是同志们的营救才让我得以释放。我决定改名为“再生”，并在血衣上题下：“十月廿六，途经赤溪，身落虎口，幸得余生。”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座右铭，对于子孙后代而言，也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教训。
17年6月，当平阳县委领导农民武装攻打平阳城时，那些武装大部分由前张培农领导的农协成员组成。这场战斗虽然艰难，但我们坚持到底。19年5月，与吴信直等人的江南农民武装联合红十三军再次攻打平阳城，这次也未能取得胜利。不久之后，我带领队伍转移到杨子山一带活动，以避免敌军包围和消灭。
20年，在蒲门土豪林友森试图侦察我的行踪时，我选择前往福州躲避。一方面是为了安全，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新的机遇。在22年的某个时候，我去了南京，由朱程引荐到山东兖州车站工作。那段时间里，不仅见证了一系列历史变迁，而且还结识了一批朋友，其中包括陈阜、吴毓和叶廷鹏，他们都曾尝试联系我寻求支持，而我也一直提供帮助。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我跟随朱程去晋东南地区组织抗日武装。27年7月，因为抗日民军缺乏稳固的人手力量，我决定返回西安与国民军第十八集团军建立联系，最终回到故乡平阳，与罗晓晖、林显国等青年一起奔赴抗日前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无论是在晋冀豫边区办事处担任军需主任还是其他岗位上，都尽心尽力，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最终，在28年的寒冷冬季中，在山西陵川的一个小镇病逝于此之前，就已经磨损掉了一切健康，现在只剩下回忆和遗憾。而这一切，只因为那些曾经燃烧过激情的心灵，如今只能留下淡淡的情愫和对往昔岁月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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