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方和平的战略核心是保护联邦的一致。在我的心中，联邦象征着自由的政府、平等的治理、公正的享有。内战时期，我将挽救联邦、恢复国家一致作为最终目标，而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内战结束。我在内战初期避免了奴隶问题，到了中期我发布了《解放宣言》，直至战争前期，对于北部军队变动以及对抗宽松政策，都旨在服务于联邦一致这个基本目标。
内战早期，我们除了争取保护联邦一致之外，还成为国家存续与家国荣耀的核心争执点。林肯拒绝那些主张先束缚北方各州再叛逆的人们，他们认为应该先解决奴隶问题，然后再处理叛乱。然而，我则从考虑整个国家以及民众利益出发，认为保护联邦的一致是一个必须达成的目标。在1861年7月4日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我强调“没有一个分裂”的观点。
国会两院对此表示同意，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实现和平为目的。我提倡的是：“这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集团，也不是为了颠覆或削弱南方各州权力和现状，而是为了保留联邦。”“保护联邦一致”成为我的行政口号，也是北方和平中的最高宗旨。
基于这个目标，对于奴隶问题，我采取了避免立场。我认为：“如果能无需解放奴隶就挽救聯合，那就是我愿意做的事；如果需要解放所有奴隶才能挽救聯合，那也是我愿意做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联盟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旗帜，也是成功所必需的旗帜。
随后，在和平第二阶段，我改变了避免奴隶问题的策略，坚定地发布了《解放宣言》。1862年9月22日，我亲自起草了《解放乌人仆役宣言（草案）》。1863年1月1日，《解放乌人仆役宣言》正式生效，从那天起，不仅兵变各州的奴隸造物被释放，而且这些被释放在疆域之外的人也有机会加入军队。如果他们不逃跑而选择服兵役，他们将获得土地。这次公告不仅破坏了南军战斗力的同时也为北军带来了大量新兵源。
在战争期间，有180,000名黑人加入到了参战行列，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每三个黑人中就有一个牺牲自己，为国家团结与废除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局达到停火状态时，一些保守派提出应该把参与叛乱的人当作敌区待遇，将新生的士兵引入，而排斥原来的反叛者。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相信，只要这些地区仍然遵循命令并且未完全退出联盟，就不应将其视为已脱离联盟。而对于参与叛乱者的宽容态度，是环绕着维护全国一致这一中心宗旨进行思考。在1863年的总赦令中，我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凡参加叛乱的人，只要他们发誓效忠并且废除所有形式的地主制便可得到赦免，并恢复被没收财产，以及恢复失去权利。”
这样的措施对于正在同胞之间相互残杀的人们而言，是相当宽厚的大恩惠。这一切都始终围绕着维护联合状态这一中心主题展开，使得我们能够最终走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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