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亚里士多德，曾经是柏拉图的学生，在他的学院中学习了二十年。公元前366年，我被指控不敬神，这一指控源于我和我的老师柏拉图对教育的不同看法。在古希腊，教育被认为是神授的，而我们则主张它应该由国家管理。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争议。
随后，我成为了马其顿国王腓力浦二世召唤回故乡，并成为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我在亚历山大的身边灌输道德和哲学教育，对他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与我所倡导的基于城邦基础上的理念相去甚远。
尽管我的学生已经贵为国王，我决定回到雅典，创建自己的学园教授哲学。我重视教学方法，不支持刻板教条，因此常常带领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散步讨论哲理，这就是“逍遥学派”的由来。正是在这个“逍遥学派”中，与我的不敬神理论相结合，被指控犯有亵渎宗教罪，最终导致了我的死亡。
关于我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因为找不到厄里帕海峡水流奇异现象的解释而投海自尽；另一种说法是自然死亡，没有具体提及疾病；还有民间传言称是在优卑亚岛自然安详地离开人世。
无论如何，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即在雅典跟随柏拉图学习哲学这二十年的时间，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阶段，我收集各种资料、勤奋钻研，并建立了一座图书室。然而，也有人讽刺我是一个只懂书本的人，与此同时，我们师生间也存在分歧，不仅限于饮食习惯，更有关于智慧传承的问题发生争执。当柏拉图晚年，我们之间分歧更为明显，有时甚至会爆发激烈冲突。
最终，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或遭遇，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苏格拉底因背叛国家而被处死时，我没有站出来保护他。现在，当历史回顾那些日子，那些事件，那些人物时，我只能深深地感慨：愿意理解但无法理解的事物永远是一种谜，让人沉思。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价基本原则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有一套价值观和判断标准，而这些标准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对我们来说，却又那么坚定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