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东汉时期的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在《汉纪》中对我极力称赞,说我“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华峤在《后汉书》中一方面称我“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说:“夫以钟离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亦难以德言者也。”意谓我的执法可能稍欠宽和。范晔在《后汉书》评述我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我执法严明,对待驭下非常严厉,这是为了加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我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是我执法过于严格,以致发生了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的人竟达数千人之众,这是我的累赘。范晔所说的“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后来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大体沿袭了范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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