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近代分期

（作者：费正清，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制 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 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 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 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 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不过，把这 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 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 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 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 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 ：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1800—1864年

第一个时期，以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示出许多 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修，部分地由于 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世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 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 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 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 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1853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

大城市官吏的在18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束的： 、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所激发的叛乱。 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攻入皇宫，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为之震惊。到50年代 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叛乱。海盗在沿海出 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不了叛乱，税收不够支付 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世纪的几位皇帝， 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吏的贪污和玩忽职 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大规模的叛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 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主要方 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年有2 —2.5 亿人，而在1850 年为4.1 —4.3 亿人。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及行政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 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 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 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世纪中期，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 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队，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的 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865—1911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没落并 没有消失。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20世纪的头10年 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世纪中期的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 的骚动减少了，但是1890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20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惊的帝 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队以求自卫的 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 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 级出现的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爱国精神所激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 论，变成了一个因素。在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 动主义的组织。这时，各类上流人士与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 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的或个人的目 的。结果是知识研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 信条提出了质疑。

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陵地带， 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区。然而，在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的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 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 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集团。

清朝的最后1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争，在 中国的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所接受。问题 是国家新的更大的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官僚君主政体中，还 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 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保证辛亥不会只是又一次 王朝更迭。

1912—1930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它到底 是不是一场。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仍然存在。工业继续在中心城 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长。尽管中央权力解 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 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活动与组织仍然集中在城 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经济部 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放，继续改造 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群众的思想，越来越 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的性质。 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因素，甚至超过了太平天 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制。这样的自由， 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 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 。这种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 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义。

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反对中 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结构的民族主义 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家庭束缚。这一倾向 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 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 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 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 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图使之分离。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又 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扩大了范围。国共两党 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1927年及其同盟者左 派和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 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 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 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泛的参与去完成变革。

1931—1949年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1931年， 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惊人 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 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 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到1929—1931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 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资本缺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 各种问题。1931年长江流域的严重洪水，1934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处境 更加困难。尽管在1936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 在20世纪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政府的财 政陷于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 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 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是全中国；这 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 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 这种竞争从官僚的现代化转向社会。

第三，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后，在 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斗争的长 期历史，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在许多 根据地参加了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 会。这种最后于1949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选自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