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并不容易。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显著,被誉为“资本主义萌芽”,但相比宋代,其商业化程度仍然落后。明代的铸钱量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和,这表明了其经济实力不如前者。尽管如此,在摒弃商业化管理手段并简化社会组织机构的情况下,政府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时,却找不到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导致了对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强化到空前的程度。在现代人的观点中,我看来明代应该通过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被归结为道德价值问题,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处理问题,以此取代法律。我认为,明帝国因为过度文人化而将一切事情都置于道德伦理之上,这种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致。这无疑是由于全面放弃技术,并用道德替代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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