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文化与原始公社的解体

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器形多为瓮、壶、高杯等。弥生中期以后使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可能同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一、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弥生文化是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相当于日本考古学上的金石并用时代，生产工具有石刀、木锹、铜和铁链，种植水稻，分为前期、中期、后朗三个阶段，每期约200年左右。弥生陶器技巧较绳纹陶器高，器身细薄，呈超灰、淡褐色，最早出现在北九州，代表陶器为板付式陶器，分布在福冈、长崎、佐贺以至山口县西部。由板付式陶器发展而来的远贺川式陶器在终生前期从九州分布到四国、中国、近畿、伊势湾沿岸以至长野县伊那谷。弥生中期，陶器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九州流行无饰纹、器形美观的须玖式陶器，以近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盛行梳齿纹陶器，东部地区则保留绳纹陶器的传统。及至弥生后期，饰纹逐渐衰落。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器形多为瓮、壶、高杯等。弥生中期以后使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可能同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弥生时代纺织技术有所发展。在弥生遗址中发现了布片、印有布痕的陶器、纺轮以及滕、根、梭、综等织布机的构件。据出土的布片和陶器上的布痕来看，布的结构是平织，原料主要是置席等植物纤维。二、铁器与青铜器弥生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隆盛时期。随着中日、朝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铁、铜、陶器及其制造技术和水稻的耕作方法等相继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弥生文化实际上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的文化而形成的。铁器出现于弥生前期。在熊本县玉名郡斋藤山贝家出土弥生前期板付式陶器的层位中发现斧刃。又在下关市续罗木、大坂府四池等弥生前期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弥生时代的铁器是从中国或直接输入的。《后汉书》记载：“国(辰韩，南部的国家)出铁、秽、侯、马韩并从市之。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掌握制铁技术。随着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人逐渐学会了铸铁和锻铁技术。在大分县佐伯市下城的一所竖穴式房屋遗址中发现铁滓和风箱以及锻造中的半成品。”这所房屋可能是专门制造铁器的场所。由于铁器容易锈蚀，遗存不多，仅从今存遗物来看，铁器有锹刃、锄刃、镰、斧;镑子、铭、剑、矛;骸、刀等。当时铁器数量很有限，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占少数。但作为利器加工制造木制农具和骨角器方面却显示巨大威力。青铜器出现比铁器稍晚。青铜器是在弥生中期以后的遗址中出土，但不能据此以为铁器比青铜器出现早，因青铜器和铁器开始均从中国和输入。当日本输入铁器时，青铜器在中国、早已广泛使用。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只输入铁器而不输入青铜器。所以很可能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在弥生前期从输入。出土的青铜制品中有王莽时期的货泉、两汉时期的各种铜镜、从中国、输入的纫形铜剑、铜戈、铜矛等。又有仿制的广形铜剑、铜矛、铜戈和自制的铜锗。细形铜利器锐利实用，而广形的则身宽刃钝不实用。铜挥好似中国古代编钟的扁圆筒形青铜器上方有半圆形钮，两侧施以鳍状装饰，表面铸有横带纹、流水纹、和服束袖带纹、突线带纹等不同的图案。有的铜锗表面还铸有动物、仓库、狩猎、捣米等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图纹。自制的铜锗和广形铜利器是氏族共同体的祭器。铜择分布在以近畿为中心西至岛根、广岛、香川、镕岛，东至石川、吱阜、静冈诸县;而输入和仿制的铜镜、铜剑、铜矛、铜戈则分布在北九州、中国、四国，以北九州为多，从而形成了以近畿和北九州为中心的两个文化圈。弥生时代青铜器由工房专门生产。在九州等地发现铸造广形铜利器的型范，从兵库县名古山发现铸造铜择的石制型范断片。据日本学者鉴定，从香川县出土的铜择和兵库县樱丘4、5号铜择在规格、形状、图案方面有相同之处。据此认为这些铜择由一家工房生产。当时青铜器少而珍贵，一般当作宝器和祭器，生产上没有大量使用。弥生时代金属器尚不发达，石器仍被广泛使用，因此属于金石并用时代。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但也使用一部分打制石器。代表性的磨制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镑、石凿、石骸等。打制石器有石锄、石锹、石簇、石枪等。到了弥生后期，随着金属器的发展，石器的数量显著减少。铁器的出现促使木制工具迅速发展。木制工具在奈良县唐古，静冈县登吕和山木，爱知县筱束和瓜乡，大坂府四池和瓜破，京都府深草，千叶县营生等很多低洼的遗址中出土。其种类有锄、锹、马锄(马拉的犁耙)大脚、田木展(水田防滑木鞋)、田舟(深水田割运稻谷的船)以及杆、臼等。这些工具大都用硬木制造。木锄和木锹是用于水田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使用很普遍。木制大脚是人们象木屐似的穿在脚上，在水田里把青草和堆肥踩陷泥里去的一种工具。三、水稻栽培自从水稻传入日本以后，很快普及到全日本。绳纹时代中期，村落开始向平地转移，这与种植水稻有关。弥生时代水稻栽培逐渐成为农耕社会的基础。当时水田一般选在能够自然灌溉和便于使用木制工具的沼泽地和海岸丘陵背后的低湿地。但弥生后期随着铁器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在平地上修渠引水种水稻了。一般西日本是开垦冲积乎原;东日本较之落后，以利用自然地形为主。水稻的播种方法是直播，收割方法是摘取稻穗，脱谷制米则用杆臼。人们还掌握了施肥方法，把青草和堆肥踩入水田作为肥料。战后发现了福冈市板付机场附近的板付水田遗址和静冈县登吕水田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板付水田遗址属于弥生前期，是一个使用“板付I式土器”的村落，建立在台地上，周围是水田。现在还有许多排水和巩固田埂的木桩。水田很有规划，已具现代水田的雏形。登吕水田遗址属于弥生后期，是一个有12个居住地和2个“高架仓库”的村落。居住地长约8公尺，宽约6公尺，用4根柱子支撑屋顶。每个居住地平均可住5、6人，全村拥有50、60人。水田总亩积约66000平方公尺。这样大规模的水稻生产的村落，全日本有多少个无法推测。据研究，弥生时代的水稻产量相当于现在的一半，登吕水田的年产量为9至18干公升。四、原始公社的解体由于水稻生产迅速发展，男子在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中越显重要，妇女则退居次要地位。随着分工的发展，男子逐渐拥有更多的财产。于是父权制大家庭出现了，母权制没落。父权制大家庭是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式。随着生产力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父权制大家庭又分解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这些家庭逐步变成社会经济单位。从山口县土井浜遗址(注42)中发掘出来的176具人骨来看，基地东区埋葬的人骨多而且男子占多数;幼儿随着男子埋葬在东区。再从石棺墓、装饰品多数在东区的事实来看，血统关系按男系来确定，男子已处于优势地位。这个遗址是刚刚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弥生前期的墓葬。由许多独立的个体家庭组成农村公社。已经出现的农村公社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按经济的和地域的关系形成的。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工具、牲畜、房屋等为家庭私有财产，农业由个体家庭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公社还保存公有制的残余，如耕地为公社所有，定期分配给社员。森林、草地等也公用。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这种公社形式长期延续下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贫富不均和阶级分化。最早出现阶级分化的地区是九州北部，它是日本同交通的门户，是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地方。在这里发掘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厚葬的瓮棺。佐贺县唐津市宇木汲田遗址中出土的100多座瓮棺墓中，发现20多座瓮棺墓随葬青铜镜、剑、矛、戈、手镯及玉类。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一面多钮细纹镜。又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和勾玉。字木汲田遗址是属于弥生前、中期之交的遗址，可见前期之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不均。在弥生中期的福冈县筑紫郡须玖冈本遗址中发现随葬品丰富的支石墓。从墓中瓮棺内外出土近30面前汉镜、3把细形铜剑、5把细形铜矛、1把细形铜戈，还有玻璃制壁、勾玉、管玉等。但在冈本东南1公里的伯玄社遗址，东北3公里的金限遗址中发现近300座瓮棺墓，其中没有发现青铜器类的随葬品。从丰富的随葬品和周围墓葬分析，冈本瓮棺墓主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属于弥生后期的佐贺县樱马场遗址中，从一口瓮棺里发现2面后汉镜，26个青铜制手镯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厚葬的瓮棺埋葬在公共墓地中，并且与一般瓮棺相同。据分析，厚葬的墓主仍为氏族或部落的一员，但他们是有权威有私产的氏族或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前期各地修造墓扩周围环绕方形壕沟的方形周沟墓。这种坟墓在弥生前期畿内地区首先出现，然后传播到各地。弥生中期方形周沟墓形成墓群，与坑墓群并存。在大坂府瓜生堂遗址中发现属于弥生中期的以沟为界与其他坑墓群相区别的方形周沟墓群。这种葬法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的情况。弥生中期以来，在冈山平原出现利用自然丘陵顶部修成的方形台状墓。弥生后期的都月2号坟是将山背修成方形台状，其上筑造坟丘，坟丘下部排列石头，中央设竖穴式石室，周围置10座土扩墓和1座石棺墓。这是以石室的葬者为中心的集团墓。石室的葬者可能是氏族首领。氏族首领利用职权将剩余产品相交换产品攫为已有，不断扩大私有财产，逐渐变成剥削他人的奴隶主。战俘和由公社内部分化出来的穷人则变成他们的奴隶。这个时期的日本正值思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即军事时期。《古事记》中的《久米歌》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英雄时代”。《久米歌》是久米部落中流传下来的歌谣。歌的主人公是久米军事部落的酋长，他动员久米健儿杀敌报仇。部落之间的频繁战争，加速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原始社会终于被阶级社会所代替。“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长成，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注43) 五、中日关系的萌芽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注44)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后在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还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责编：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