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
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背景、条件和性质
契丹族的四时捺钵的产生不是偶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10世纪唐帝国瓦解，形成了以长城为界的两种不同社会性质和两种不同文化。
长城以南居民多为汉民族，气候温和，人烟稠密，长久以来，人们养牛种地，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农耕文化。长城以北，气候寒冷，人口稀少，人们一直靠游牧射猎为生。追逐牧群的男男，在生产劳动中把自己锻炼得体力强健、能耐风寒。他们不仅惯于骑马，更擅于跑马射箭。居住在辽河上游牧区的契丹族，其生活方式是以游牧为主，农业、渔猎为辅，自然形成了其特有的四时捺钵。
契丹族捺钵制度的产生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契丹族虽为游牧民族，但居于辽河一带，水源不竭，森林茂密，渔猎并重。辽河流域和“平地松林”是契丹族捺钵制度“生的自然条件。
《辽史》记载：“辽国其先日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寻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为州，各置刺史。＂又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以上记裁充分说明契丹族捺钵制度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契丹族捺钵制度的产生与契丹族尚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以上记载充分说明契丹族习于渔畋，并富于战斗的尚武精神。契丹族在尚武精神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仅契丹男人晓勇善战，骑术精湛，契丹族女子也能非常熟练地骑马射箭，更有“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在狩猎活动掩盖下的练兵习武是捺钵活动的重要内容。
此外，捺钵制度的实行促进了契丹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让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两种文化形成了交流和融合，强化了契丹族与其他民族的沟通交流。
《辽史》记载：“皇帝四时巡狩，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契丹人建立辽朝之后并没有强行改变其传统民族生方式，而是顺应这种习惯的发展，并不断将其优化。辽国所施行的捺钵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方面是与其周边各族、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台有关；另－方面也是因为契丹族始终保持着其特有的本色，从而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丹四时捺钵制度。
四时捺钵的内容
四时捺钵，即春、夏秋、冬四时捺钵制度。因契丹皇帝根据季节变化选择不同的地点进行纳凉、避寒等活动而得名。
四时捺钵的地点和活动在《辽史》中有专门记述，即契丹皇帝一年游猎所驻跸的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时擦钵”。
春捺钵：“日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苗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鶻捕鵝雁。晨出賽归，从事弋猎。”由此可证，在春季的捺钵活动中，契丹人的主要活动是破冰捕鱼和猎杀天鹅以及大雁。虽然钓鱼和头鱼宴以及捕鹅和头鹅宴是契丹皇帝及贵族上层人物游猎和大宴群臣的习俗与礼仪，但也说明渔猎生产是契丹族的生计来源之一。
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幸子河避县。四明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未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北南臣億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由此可知，夏季的捺钵活动主要是在一些凉山上避暑，并与朝内大臣在此地谈论政事，同时围绕周围进行游猎。
秋捺钵：“日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由此看出，秋捺钵的地点是伏虎林，以入山射鹿、猎虎为主要活动。
冬捺钵：“日广平淀。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冬季捺钵活动主要在广平淀，以避寒、与南北大臣商议国事、接见南宋及诸国的礼贡为主要活动。因此，冬捺钵的外地宫殿就成为了在这－时刻接待各国使节的会客场所。
作用及影响
辽朝捺钵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社会基础，对契丹王朝维护统治、巩固政权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是契丹社会、经济、民族以及统治区域内不同地区制定不同政策和不断改进发展的过程。
契丹族捺钵制度内容十分重要，内涵异常深邃。四时捺钵虽然是契丹皇帝的游猎活动，但与契丹王朝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契丹族建辽后，虽先后设有五京，但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多在捺钵。
在冬捺钵和夏捺钵期间，契丹王朝举行两次大政会议。在春捺钵和秋捺钵之季，辽国皇帝将会外出巡视，并且在出行过程中不仅随行有契丹官员，也有一定的汉族官员，在进行巡视之后会进行政事的商讨，这样的商讨会议进行两次之后，汉族官员便会回去，根据议政内容对汉族事务进行处理解决。这充分说明契丹王朝实行两元制度，即汉族以外包括契丹族在内的各族由契丹皇帝自行统治；汉族由契丹皇帝转委汉族大臣统治。
实际上，契丹王朝活动中心不在五京，而是在“四时捺钵”。
辽的捺钵制度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金、元清三个王朝。其主要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高度相似的生活习俗和信仰，但与辽的捺钵制度相比，金、元清三朝的捺钵都有些不同。
在辽代的捺钵制度的基础上，金元清将捺钵制度进行了适合自己国情的调整与改善，成为统治阶级施政的辅助措施。所以，辽捺钵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