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的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
白寿彝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作者:白寿彝,中国着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袁世凯虽然了领导的“二次”,但在国会中,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所以,在对南方人进行武力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党、统合并成进步党,与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入党外,有不必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1913 年10 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 年11 月,袁世凯以议员参与了“二次”为借口,下令解散,取消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 年1 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 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约法》,改责任内阁为制,把的权力扩大到与皇帝相似的程度: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撤销,在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 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选举法》,规定任期10 年,连任不受限制;任期届满时,若认为“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成果的资产阶级制度,包括《中华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 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 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二次”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00 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 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 。
禽兽之国”。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谩骂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 年1 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日货的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 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 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失败后,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成果,“欲竟辛亥之功”。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为条件”。所以,孙中山在1917 年7 月在东京成立中华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建设完全为目的”。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中华党在东京创办了《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了“二次”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 年8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团。这些团一起到参政院,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
1915 年9 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发动,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 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 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 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 月12 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16 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和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 年9 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 月, 梁启超帮助他的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中,1915 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党的压力下,广东也独立。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妄图一举消灭护。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 年3 月22 日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者复生于国内”。5 月8 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事。5 月22、29 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 月6 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的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
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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