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蒋梦麟在教育界、政界是个无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以后，他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 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从少年时代起他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辟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 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堡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写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 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精神。” 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在他代理校长期间， 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 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就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是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就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活动的蒋梦麟，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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