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我叫冯玉祥，原籍安徽巢湖，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
1910年，我被任命为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我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递解保定。
1914年7月，我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1月，孙中山举起大旗，段祺瑞派我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军作战。我深明大义，公开通电全国！
我呢，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1918年6月底，我率部进驻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并于11月任湘西镇守使。
1921年，我带兵入陕，8月起，我就任陆军第11师师长，从属于直系军阀。在督军阎相文之后接手陕西督军，我扩充地盘并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我的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0月10日，我得到了晋升陆军上将的衔。
1922年夏天，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我率部出陕援直，打败了河南督军赵倜的部队。然而由于受到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所以我于5月调任河南督军。10月被派往首都充任陆军检阅使，我率领我的部队驻扎在北京南苑猛练士气。12月31日，我获得授予陆军上将的封衔。
1923年，在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我看到了推翻这两位军阀的机会。通过孙中山的推动，我于1923年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并兼任西北边防督办。11月14日，我又获得将军府上将军的称号。
北京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那时的我，担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在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时，我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率领我的军队返回北京，发动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曹锟政府，使清废帝溥仪离开了宫廷。我脱离了北洋军系，将我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并向孙文发电北上寻求帮助。虽然这导致了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的失败，但我还是担任总司令和第1军军长。然而，在形势逼迫下，我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选派学员
1924年，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北伐战争。作为一名拥护孙中山的将军，我积极参与和支持北伐。在刘伯坚的倡导下，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我在1925年春末夏初做出了向苏联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留学的决定。在针对那些申请者的严格挑选和考试之后，我从军官教导团的300多名学员中选出了5人。我还从其他军队中选拔了一些学员来接受我的指导，以掌握更多的战斗技能和领导能力，支撑我们的北伐战争。
我亲自主持了选拔和考试程序，挑选出48名优秀学员，其中24名被派往苏联，另外24名被派往日本。
西北军
1925年春天，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迫使我到察哈尔的张家口去就任。我被任命为合并图册西北边防督办，我将我的部队改名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我还被任命为甘肃军务督办，仍然兼任西北边防督办。在这段时间里，我接受了党人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建立了各种军事学校。然而，在1925年12月，我命令我的下属张之江绑架并杀害了著名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徐树铮。1926年1月，由于奉、直两军联合进攻，我通电下野，随后赴苏联考察。在8月中旬回国之后，我迅速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五原誓师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没过多久，国民军在南口败退了。在这危急的时刻，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我回国，希望我能收拾残局，整理旧部，并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我慷慨地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提出了“进军西北，固守北疆”的战略方针，并号召部下誓言“五原誓师”，壮大国民军的军威，为北伐战争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士兵的支持下，我带领我的军队挺身而出，奋勇前进，打击了北方的敌人，为让北伐战争得以继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曾经制定“固守北疆，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1926年9月初，我到达了山西五原。听说我回国后，国民军的流散部队纷纷携枪归队。我在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同年9月17日，在五原城内，我主持了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的誓师授旗典礼，并且就任了联军的总司令。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统一的红旗。我当场宣布：为表明国民军忠于孙中山的三义，决心出师北伐，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我也向全国发出了誓师宣言。典礼后，我和于右任扛着红旗，领着全体官兵走上五原街道。此后，我们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聘请苏联专家乌斯曼诺夫为军事顾问。我们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在11月解围西安之围。
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地区掀起了武装讨逆的热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为北伐战争争取了更多的胜利，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7年1月26日，我回到了西安。在党人的帮助下，我颁布了治理条例，改革了地方行政机构，并且扶助了工农运动。不久之后，宁汉对立的形成让我非常担忧。然而，在武汉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之后，我决定向东进军，在中原和武汉北伐军会师。我发布了讨伐冯玉祥的檄文，并且让三路出师到鄂、豫、察、绥等地，我还自兼中路军总司令。4月，我的部队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并且我被任命为总司令。然后，我率领我的部队东出潼关，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在中原激战。1927年11月，我们又一次击败了直鲁联军，在第二次兰封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在1928年，我率领我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期北伐。10月，我到南京任命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但次年我辞职北上，并且被南京政府明令通缉。
中原大战
由于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介石发生了利益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我失利并下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的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但是在1933年5月，我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人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且被任命为总司令。我们成功收复了多伦等四县，但最终结果还是失败了。此后，我选择隐居泰山读书，并且邀请了一些党人和进步人士来讲学，共同分析世界大势，评论国内政局。同时，我也加强了与各地抗日爱国力量的联系。我在住室墙壁上题了一副对联：“救民安有息肩日，方为绝顶人”，来激励自己。
1933年11月，李济深等联合第19路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我派代表前往参加。然后在1935年11月，我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当局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同年4月，我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2月在蒋介石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即前往南京。在1935年12月的五届一中全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时期
在1936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先后担任了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督导长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部长、军政部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不过，由于蒋介石排挤我，我最终离开了这些职务。但我仍旧在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在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五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在1939年11月五届六中全会和1945年5月六届一中全会中，我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出访美国
我的出访美国是在1946年9月，原本是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赴美的，但同时却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国公开抨击国共内战和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运动。并且，凭借我20年的亲身经历，我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介石的统治作了大量批判。
在1948年1月，中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我被选为常务委员和委员会主席，并且发起了反对蒋介石倡导的专制统治和振兴中国的运动。
我曾经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并对我的开除党籍做出了声明，与内部同志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而奋斗。
为了防范特务暗害，我还预先写下了遗嘱，表示“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而死。”
黑海罹难
1948年7月31日，我应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筹备，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我和李德全乘坐“胜利”轮从美国回国途中，但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的途中，意外遇难。与我的女儿冯晓达一起，享年66岁。
我的遗体被装殓后，灵柩空运到莫斯科，然后根据我夫人的意愿，我的遗体被火化。在葬礼上，我的几名家人、苏联军官和社会代表都参加了，我的遗体享受了阵亡军人的待遇。我的骨灰盒于1948年11月回到祖国。
州起义是我有史以来的一项重大功绩。当时，清政府对外出卖主权，对内搜刮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与王金铭等人在军中组织了秘密宣传反清的“武学研究会”，并且积极开展活动。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我表态响应，准备在滦州武装起义，并且与天津“共和会”会长白毓昆等人密切合作，共商举义事宜。终于，在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1912年1月2日，成立了“北方军政府”，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了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虽然起义军准备进攻天津，但在雷庄附近与清军战斗时，我方因敌众我寡，最终失败。但滦州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经验，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祥虽然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但是滦州起义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当时，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提高了士气，对于推翻清廷统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参与武装起义，但却是整个起义过程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之一。 关于我的家庭成员，我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刘德贞，我们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分别是冯洪国、冯、冯弗能、冯弗伐和冯弗矜。第二任妻子是李德全，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分别是冯洪达、冯理达、冯颖达和冯明达。我的家庭虽然较为庞大，但我依然尽力维持着家庭的和睦，把家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有过两段婚姻经历。第一任妻子是刘德贞，我们于1905年结为伉俪，共同生活了近20年。我们育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分别是冯洪国、冯、冯弗能、冯弗伐和冯弗矜。刘德贞身染重疾，在192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这一消息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刘德贞身为官太太，却从不摆架子，平日里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出门从不坐轿，在家里照样缝缝补补，所以人们都称她为“平民夫人”。 第二任妻子是李德全女士，在经人介绍后，我们一见钟情，随即通过结婚缔结了彼此的良缘。李德全女士出生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位牧民，靠省吃俭用供女儿读书，后来她考入了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在一家女中任教。在1924年，我们结为连理，共同经历了曲折的人生历程。 在我生命中的两位妻子都是了不起的女性，他们都充满了勇气和智慧，以及对家庭的无私照顾。全国解放后，李德全女士曾担任过卫生部部长、全国妇联、全国政协、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主席等职务，为社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无比感激她们在我的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深信她们的生命故事也将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冯洪国和二儿子冯。冯洪国在1930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了中国党，曾与张自忠、吉鸿昌一道抗日。而我的二儿子冯是冯玉祥将军的原配夫人刘德贞所生，1917年出生于北京。他与蒋经国是留苏同学，后来二人关系很好，如今冯已成为美国中籍科学家，是国际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材料力学、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专家。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因患伤寒而去世，之后就由继母李德全抚养。冯先生从小就饱受异国风情的熏陶，他12岁时就和二姐冯弗伐一起赴苏留学，后来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1941年，中德断绝外交关系，冯便回国到胡子昂任总经理的中国兴业公司任机械工程师。1945年初，冯又前往美国留学，先进入纽约物理工学院获取硕士学位，然后又进入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多年的奋斗，冯先生终于成为全美高科技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亲自参加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以及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的指导工作，并获得了无数荣誉及奖项，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和美国材料学会会士等头衔。我为我的二儿子感到骄傲，他的科学研究成就难以言喻，是我的骄傲。我有四个孩子，其中大儿子冯洪国是一位著名的抗日英雄和中国党的成员。我的长女冯理达是一位著名病理学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副院长。二女冯颖达曾留学前苏联到列宁格勒医学院，1950年回国后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现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我的三女儿冯晓达，1948年与我一起在黑海轮船上遇难，是我生命中永远的痛。而小儿子冯洪达，我一直在他身边，是我的亲情纽带。 关于我的名字，其实我原名冯基善，字焕章。我十一岁时因家境贫寒失学，只得住在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我的父亲希望为我补上兵额，以领取一些“恩饷”来补助家庭用度。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清朝保练军是著名的“父子兵”，为了不露出父亲年龄过大，我改名为“玉祥”，年龄也被修改为1893年出生，实际上我是在1885年出生的。这个改名之事一直都伴随着我的人生，有时候它会成为我内心深处的话题，给我带来不少深思和回忆。 我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在我的人生中充满了风雨，也不乏荣耀。我的子女在各自的领域里也有着出色的表现，我为他们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如今，我心怀家国之情，继续为我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尽力奉献，这是我毕生的使命。我觉得一般人都很难像我这样从贫困环境中走出来。尽管我父亲和营中的好友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但由于大家都处在苦难中，除了在精神上给我们些许安慰外，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后来，营里出现了一个人员缺额，管带苗某就说：“这次就让冯大爷的儿子来补上。”主管人员问道：“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时想不起来，又害怕错失这个机会，于是随手写下了“冯御香”三个字，后来改为了“冯玉祥”。 我生平读书非常用功。在我当士兵的时候，只要一有空就会读书，有时甚至会彻夜不眠。晚上读书时，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我会找一只大木箱，在箱子上开一个口子，把我的头伸进去，借助微弱的灯光来看书。当我担任旅长时，驻扎在湖南常德，每天早上我都设定两个小时的英语学习时间。在学习时，我会关上大门，在门外悬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冯玉祥已死”，以阻止外人进入。等到学习结束后，我会更换牌子，上面写着“冯玉祥已复活”。 虽然我一生倒戈三次（也有人说是八次），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信仰或没有立场。每次选择倒戈，都是出于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考虑，而非出于私利或个人原因。我一直坚信，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我被称为“倒戈将军”，但我并不认为这个称呼适合我。庐山批判彭德怀时，将我和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列在一起。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党内对我这种魏延式人物的不高评价。 关于我倒戈的次数，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对此做出了更正，我的倒戈次数应该是八次，分别是在滦州起义中倒向了清朝、在护国运动中倒向了袁世凯、在武穴停兵中倒向了段祺瑞、在北京中倒向了吴佩孚、在拉郭松龄中倒向了张作霖、在五原誓师时倒向了北洋、在国共斗争中倒向了国共两党、在中原大战中倒向了蒋介石。 在1917年，我皈依教受洗，并利用宗教力量来控制军队，因此被称为“将军”。而在1911年，武汉起义发生后，我便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我一直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有着不少的光辉历程。虽然我的倒戈行为被许多人指责，但我始终坚信，我的行为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爱和考虑，而非出于个人私利。自从昌起义爆发后，我和我的部将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等人开始打起了反清旗号，参加了“滦州起义”。可惜我们被人出卖，功亏一篑。随后，我被革职递解保定，但我辗转来到北京了。在北京，我得到了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的营救和提拔，成为了京卫军营长。 在我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教会。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去美以美会的亚斯立堂（即崇文门堂）参加礼拜，并与该堂的主任牧师刘芳结为了好友，畅谈信仰之道。这段时间让我对宗教信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说过：“耶稣是个大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我的这番话中，明显包含着以宗教救国的思想。 在1917年的圣诞节，刘芳牧师在亚斯立堂主持了隆重的洗礼，共有94人接受了洗礼，我也在其中。从此，我正式加入了教会，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徒。 自从成为了一名教友后，我便严格遵守圣经的要求，在军中和生活中都以宗教信仰指引自己的行为。我坚信，信仰是拯救灵魂和带来内心平和的力量。冯玉祥提倡“以教治军”，通过教诲来管理官兵，让他们拥有正确的品德。我倡导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我和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有一道菜和一碗汤，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已经坚持了数十年。 在我军队中，禁止吃喝嫖赌，禁止穿着绸缎，甚至禁止吸烟。我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为了让官兵们更好地了解宗教信仰，我时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军中传讲福音，教导他们将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愿意归主的官兵也可以接受洗礼。同时，为方便官兵聆听义务并更好地传扬福音，我为军中聘请了专门的随军牧师，并在我的努力下，有不少部下归信了教。就在1924年的一次聚会中，就有5000名官兵接受了洗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之江将军，他曾经对教非常反感，但在我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虔诚的徒。他在1925年花费了30000银圆，印刷了10000册圣经，并在封面上印上了金色的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我将教材分发给部下阅读，并将一些有兴趣接受教信仰的慕道友也赠送给了他们。1919年，我被调任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期间，我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他时常给我的部下官兵看病，并讲道。但是，罗感恩在给我妻弟治疗精神病时却不幸被他开枪打死了。我非常感到内疚和难过。为了弥补我的亏欠，我寄去800块大洋给罗感恩之子作为学费。然而，罗感恩之子却将这笔钱无偿返还了我。于是，我用这笔钱建造了一座可以容纳500人的礼拜堂，取名为“思罗堂”。这座礼拜堂全是木结构，可以随时拆迁和移动，因此我的军队迁移时就将礼拜堂移到新的驻地。 1922年，我被任命为陕西督军。尽管如此，我对宗教的热情依然没有减少。我和陕西教会的同工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其中最铁的关系是和浦化人牧师，他当时是陕西圣公会会长。浦化人被捕后，我设法将他从牢狱中救出来。在我在陕西期间，我计划在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的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我曾计划在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的张家口兴建一个名为“福音村”的社区。我已经请人绘制了蓝图。这个社区将以教堂为中心，周围是住宅、学校和戏院。可惜，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个美好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1936年，南京教会在莫愁路举行新堂破土仪式，我受邀参加了布道活动，并给教堂的奠基石题写了词——“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我的字迹至今仍保存完好，经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1927年，我在河南废寺逐僧，并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我发动了一场全省规模的毁佛运动，所有比丘、比丘尼一律驱逐。所有寺产被没收，寺院改为学校、救济院、图书馆或娱乐场所。随后，直、鲁、秦等地也纷纷加入这场盲从之中，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败。 我深知军歌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那个充满烽火的年代。因此，我写了很多军歌，表达将军带兵打仗的风范。自1912年起，我带领的部队中流传着许多我自己作词的歌曲。我就写了三首军歌——《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物歌》。我要求官兵在出操、训练来回的路上，首先唱这三首歌。如果唱毕尚未到操场或营房，再唱其他歌。为什么我会写这三首歌呢？ 1912年2月19日，我到陆建章处，正值陆编练左路备补军五个营。我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并让我自己招募兵员。我在景州（现景县）亲自招募，要求身体健康、素质淳朴。这个营的人的训练由我自己定制计划。除按陆军规定的训练课目外，我还组织了拳击技术班、器械体操班，并编写了《八百字课本》、《六百字课本》，供士兵学习文化。同时，我还编写了歌曲，让整个营唱响歌声。 在我训练这个营的人的同时，第80混战团（即我曾任过管带的原80标）在百灵庙作战。我写信给该团的老朋友们，探问作战实况，并询问以前的训练是否适合实际作战的需要。该团的一营营长王石清、二营营长郑金声等都回信详细描述实际作战的情况。我研究了这些信件。我认真修改了训练内容和计划，并将要点编成歌曲，让士兵易于通晓，便于记忆，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减少战时的伤亡。 《射击军纪歌》共五段词，附第一段：“射击军纪重要，皆须确实施行。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韧沉着。力求发扬枪火效力，时常注意利用地形，时常注意利用地形。” 《战斗动作歌》共五段词，附第一段：“战斗动作切要，目兵（士兵）均须牢记：一闻前进命令，奋勇不顾敌火。战友伤亡取其，如无命令不得顾之。” 《利用地物歌》共两段词，附第一段：“战斗时，重射击，杀敌为第一。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蚁聚。留神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碍邻兵发枪击，要注意。” 我非常重视军民关系。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我于1922年编写了一首歌叫《爱百姓歌》。我编写这首歌的原因是为了让新兵入伍后，首先学唱这首歌，使他们一当兵就清楚百姓是我们保家卫国的根基。而且，这首歌也教育士兵们要尊重百姓，爱护百姓，维护军民关系的和谐。我知道军民关系的重要性，于是我编写了《爱百姓歌》，让士兵们了解到只有爱惜百姓，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护。我认为，作为国家的军队，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不要扰民，只要守好本分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爱百姓歌》共两段词，附第一段：“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食民之膏衣民之脂，遇有祸患我们保。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 我曾经参加一次由常德开拔到津市的行军，虽然当时大雨滂沱，但我们仍然按照预定计划行进，最终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来，遇到了常德各界绅商，他们都口口声声地夸奖我们，说地方百姓都不知道我们是在进行行军演习，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不要惊扰百姓，只要守好本分就可以了。我在《我的生活：冯玉祥自传第1卷》中写道，军队的纪律严格，名誉好，我们和民众是一体的，是国之宝。除了这首《爱百姓歌》，我也写了不少书法作品。今天是12月01日。在我的著作《我的抗日生活：冯玉祥自传第二卷》和《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记录了我的一生和了解到的历史事件。 我作为军人，除了军事才能，我也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兴趣，画画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并不经常在外间展示我的画作，但在此处，我特地介绍一幅画，它是由我友人的儿子所画，日期为我遇难前不久的1948年7月21日，我当时在纽约为龙云的第四个儿子龙绳文提供援助。 除了画画之外，我还有代表诗作，其中之一就是《我》。这首诗表达了我的为民为国的志向，我始终秉持这份信念，为民，为国，为坚强而奋斗不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尽心尽力，抵抗日本侵略，保卫祖国，不留余地。我会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只要再努力一点点，便不会出错。我在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后一周年，中央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有挽联，周恩来发表悼词，充分肯定了我为实现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根据我生前的遗愿，我在1953年的遗骨安葬仪式上被葬在泰山。当时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为我题写了挽联，郭沫若为我题写了“冯玉祥先生之墓”的墓壁。周恩来在悼念我的时候称我为忠贞爱国、不断追求进步的楷模，我在历史上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1984年，山东省泰安市政府在普照寺举办了“冯玉祥先生在泰山”展览。展览包含了我与赵望云合作的诗画碑，周恩来在1941年的纪念我六十大庆的碑，以及我在泰山的活动资料等。 我的陵墓就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该地点是由主席亲自选址，在我的遇难后安置了我的遗体。这里现在有一座横跨西山的大桥，通向我的墓地，墓地周围还栽种了几万棵树木，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森林墓园。任何人都可以前来拜祭。1935年，我在溪石峡两岸建造了大众桥。我选择在这里安葬，我的墓地位于大众桥的东首。1952年我逝世，随后着手破土动工，到1953年10月15日举行了我的骨灰安葬仪式。当时有李济深、于毅夫、梅龚彬、张治中、余心清、王昆仑、邵力子、以及我的夫人李德全和我的子女，泰安地方各级领导和群众共计800余人参加了安葬仪式。在仪式上，朱德、周恩来、黄炎培为我赠送了挽联。 我的墓地位于泰山西溪口东侧，前面有一片深涧，背靠科学山，松柏苍郁，山临涧，愈显庄严肃穆。我的墓地建造得非常精美，使用了泰山花岗石砌成。在墓壁上刻有郭沫若手写的“冯玉祥先生之墓”七个金色大字。我的骨灰盒放置在墓壁中央，外部嵌有我侧面铜质鎏金浮雕头像以封存我的遗骨。头像下嵌黑色磨光花岗石方碣，上面刻有我1940年5月30日所作的自题诗《我》。 我的墓阶共分四层，共66级，每一层代表我人生中的一个阶段。第一层代表我从出生到弱冠从军，第二层14级代表我从青年到成年，第三层14级代表我在军队中的优秀表现，第四层24级则代表我为实现新中国的不懈努力。我的墓地周围还坐落着几万棵树木，形成了一片美丽的森林墓园。任何人都可以前来拜祭，这代表了人们对我的忠诚和尊重。在我的墓地的第四层，有18级的阶梯，是纪念我坚持抗日、反蒋反美的战斗生涯。这一层描述了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和平而不懈地努力。整个墓地共有66级，代表我经历过的66年人生。在我的墓地左侧，是我原配夫人刘德贞的墓。这个墓地在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的安徽故居有书房、卧室、厨房、饭厅、侍卫室、客厅、花园等多个部分。我在这个故居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在1937年，我的故居曾被日本侵略军烧毁了三个房间。目前还留有19个房间。安徽省政府和巢湖市政府曾拨款修复故居，并设法收集了散存于乡间的有关文物。1988年，在我诞辰106周年之际，客厅被改为“冯玉祥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并向公众开放。陈列馆内展示了许多与我有关的照片、手迹、遗物等，还有周恩来题写的祝寿词、由朱德题赠的挽帐等。院内还有一个以花岗岩为材料做成的我全身塑像。在故居的门前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我的思想观点：“愧是华夏三才将，恪守忠诚志独立。”我在重庆有一座旧居，位于沙坪坝区陈家桥镇白鹤村。这个旧居最初是属于当地乡绅张海南的住宅，被称为“张家大院”。1939年初，我购买了这个院子，并将其命名为“抗倭庐”。在抗战期间，我和我的夫人李德全以及我的子女一起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七年。 冯玉祥旧居原本是一座巴渝民居，建于清朝末期，总占地面积2937.5平方米。它的结构属于土木结构，是单檐悬山式屋顶，用小青瓦铺面，穿斗式梁架而成。 在2000年，重庆市政府将我的旧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还授予了“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称号。2003年8月31日，我的旧居主体修复工程已经完工，并在同年的12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我旧居已经正式开放了，2006年我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当时，全国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亲笔为我的旧居题写了馆名。 西安城墙上有一座门叫做“玉祥门”，是为了纪念我在1926年解除了西安之围而命名的。这座门位于安定门以北。 我在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庞大军队。因此，被人称为“布衣将军”。我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自己的长处克敌制胜，借助恶劣天气和夜间进行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虽然我一生中多次反复无常，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点和做出的贡献。一些人会以讽刺的方式称呼我为“倒戈将军”，但是对于我倒戈的次数，目前的各方观点还是比较分歧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对我的历史倒戈次数进行了更正，准确次数为九次。分别是：滦州起义倒满洲；护国运动倒袁世凯；武穴停战倒段祺瑞；北京倒吴佩孚；反奉战争倒张作霖；五原誓师倒北洋；国共合作倒党；中原大战倒蒋介石；国共内战倒蒋介石。 对于我的个人评价，各方看法不一。有人称赞我为爱国将军，而有人则批评我是彻头彻尾的军阀。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下野和起义，甚至绑架暗杀政敌，并渴望权力和控制军队地盘，这是典型的旧军阀行径。但是在抗战爆发后，我始终坚持抗战主张，并且为国家大义不再执着个人得失，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和各种抗日活动。周恩来总理在悼念我的时候称我为“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主义战士”，并且指出我的缺陷并不可避免，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的努力也受到了一定的肯定，这算是对我真实性格和价值的一定肯定。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国家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将永垂不朽。这是我一生的心愿和追求。 在艺术形象方面，我在电影《建国大业》中被陈凯歌饰演。我相信这部电影展现了我作为一个爱国将领的心路历程和对国家建设的不懈努力。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