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人物带你畅读一生乱搞的读书故事！

我献出了一生的精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演说家、诗人、书法家；我还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读书家。有人称我为杰出的、最有魅力的特殊的“读书家”，这是恰如其分、名符其实的评价，我是一个具有浓厚个人特色的学者型读书专家。在我的一生中，我像没有人一样酷爱读书，我的阅读带来了许多收获，我能够获取知识并且充分利用它们，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确实罕见。 我坚信认真读书学习是一生中精神的所在和思想升华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人生需求。我真正做到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建设和实践中践行了科学理念，成为了一位知行合一的光辉典范，对后人有深刻的启迪作用。纵观我的一生读书生活，不难发现我有五个方面鲜明的突出特色。 在早年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一个外号叫毛奇。 我在阅读历程中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是这并没有阻挡我不断追求知识和智慧。我不断努力求索，最终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读书家。作为元帅，我因为有奇勋而受到人们的崇拜。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称自己为毛奇，同学们也称我为毛奇，这是意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造奇事，我渴望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我开始阅读，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是为了寻找“大本大源”，最终是为了找到解放贫苦大众的“真主义”。我的读书结构主要由几个来源构成。 首先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我的深厚国学功底是在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在传统文化中，我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着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我的亲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 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着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棱、亚当·斯密等人的着作。阅读这些书后，我跳出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用新的思维去观察世界，从狭隘的小农封闭状态走向解放开放的思路。 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开始翻译介绍的各类名著，如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著述、英国作家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等人的作品，以及俄国路金等人的着作。通过阅读这些书或许可以看出我的读书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曾经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中学教员，绿林大学。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六年，相信他。读资产阶级的书，读了七年，学了资本主义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信康德二元论。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过书。后来才开始探索。参加了党，只知道要，怎么革法不懂。学了十三年，学点文化，反帝以后才知道了解的。” 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首批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建党时，参加的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像我和周恩来一样，代表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我们这些读书人，经过认真比较各种理论后，最终选择并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仰。一旦信仰确立，我们便立志为之奋斗，英勇不屈，坚定地走向底线。我们这些国元勋，都是这样寻找真理，从马列着作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主义”，并身体力行地去践行。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凭借对阶级斗争规律的掌握和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支持土地革命，成为了全国农民的代言人，为推进中国举起了伟大的旗帜。作为一名宣传家和实践家，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感受到了精神上的非常“饥渴”。这时我读的书主要是围绕着为斗争寻找理论支撑的需要去发掘那些能够挽救中国的理论书籍。在大失败后，我发动秋收起义，主要是在偏远的农村开辟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由于敌对势力的封锁，我常常感受到没有书可读的苦闷。这与我在建党前后创办文化书社，在大时期从事“编书”的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低潮中，我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于是，我给上海的党中央写信，无论如何都要给我一些书籍，我还开列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渴望得到书报，求务必不要以小事弃置。”可惜这个时候开列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想读哪些书籍，但可以想像出我当时的急迫心情。在一封信中，我还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运动史》。1932年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两本。看完第一本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那些错误。我曾经读完第二本推荐给彭德怀看，之后在信中写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直到1948年4月，我第三次读这本书，在封面上写下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经验，希望能在实践中去消除疑惑，做一个清醒的人。读马列着作使我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言，鼓舞红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读书的高峰期，我以异常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去读书，倡导全党兴起读书的热潮。以前在紧张的战斗年月里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在延安开始写日记，我在日记里说：“20年来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实际上这种日记就是读书日记，它记录了我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本难得的日记看，1938年2、3月间我读了李达的850多页。我曾读过不少重要的书籍，包括毛泽东的《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当时梁漱溟访问延安，读了我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下不少批语，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我探讨农村运动问题。 为什么在延安时期要特别提倡在党内形成良好的读书学习风气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解决现实紧迫的理论问题，但党内的理论素养准备还不足。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读书学习澄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观念。从思想角度上来看，在延安时期的读书和理论创新是丰富多彩的，在《毛选》中有十三篇着作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特别是确定了此后分析问题、看待实践的两个根本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前提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们党内一贯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但要让全党都接受这个思想需要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我们虽然擅长打仗，但没有理论创新的指导是不够的。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等人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在理论方面总是能口若悬河，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背得很熟。然而，他们的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用来指导革命实践的时候总是受到挫折。直到延安时期，我们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特点和实践基础，并真正读懂、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党内才在哲学、政治、文艺等方面实现了理论创新，如《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理论创新为全党带来深刻认识，包括王明在中央党校也号召大家学习。这标志着我们党的领导者从军事领袖向理论权威的角色转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41年，陈云同志在中央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在军事上很行。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在理论上也有长处。”1943年，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也说，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初中文化，到延安时已经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离不开理论创新对他思想的影响。这表明，在新时代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践提出新思想才是核心竞争力。当我到达中央苏区时，同志们认为我“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指出我“在思想上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支持”。为了改进自己的思想，我读了《论持久战》、《新主义论》和《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我认识到，我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读书的条件和环境都得到了改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松读书学习。我利用一切时间，以“挤”和“钻”的精神攻克未知领域的知识，很多回忆录都记述了我刻苦读书的情况。以晚年阅读文史古籍为例，从1972年开始，我先后写了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们阅读，我自己当然也认真精读，并圈画了重点。这些作品涉及到史传、政论、诗词、曲赋等各个方面。如果以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我主要阅读历史传记；从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我主要阅读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如《韩非子》、《柳宗元全集》、王安石的著作等；从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我主要阅读了一些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这些阅读经历与我一生坚信“活到老、学到老，活学活用”的信念相一致。对我来说，读书的背景很重要，也与晚年复杂的心态有关。在阅读诗词曲赋时，我的情感世界总是涌起巨大的波澜，包括梦想、现实、壮志和暮年的感慨。这些阅读经历勉励和抚慰了我的心灵。晚年我反复阅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了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当我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些句子时，80多岁的我禁不住泪流满面。这反映了我内心的矛盾和对古代文化的共鸣。 总之，我的一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是在求索中渡过的。在漫长的读书岁月中，我铸造了平凡而又伟大的历程。